Ssu-ma Ch'ien

William H. Nienhauser

司馬遷

This second volume of the ongoing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Ssu-ma Ch'ien's Shi chi(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early Chinese history, contains the "basic annals" of five early Han-dynasty emperors. The annals trace the first century of Han rule (206 BC to ca. 100 BC) in a year-by-year account that focuses on imperial activities. In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Ssu-ma Ch'ien revitalised the style of the annals he had written for previous rulers. Here are accounts of the peasant who founded the dynasty, Liu Pang, a man noted as much for his licentiousness as he was his ruthless political instinct, and of his cruel wife, Empress Lÿ, who murdered her chief rival for Liu Pang's affections in the most gruesome manner. The annals of two relatively undistinguished emperors follow. The volume concludes with Ssu-ma's depiction of perhaps the greatest ruler of the Han, Emperor Wu, told within the context of his delusive attempts to find a means to achieve immortality. When completed this translation will bring all 130 chapters of the Shih chi into English. Volumes 1 and 7 were publish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 1994.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西元前104-101年)年間約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情況。

史記（第四卷）

司馬遷（前145—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後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後，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業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了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長安後，他又學習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並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遊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乙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歸後「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後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對他後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願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曆的工作後，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於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遊說，並藉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並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出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埽除之隸」、「閨合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汙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卻從這裡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並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後，他的事蹟就不可考，大概卒於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北戴河書系

史記註譯解 繁體版

本書不含年表，共一百多萬字左右。 《史記》一開始稱為《太史公書》，由西漢史官(太史公)司馬遷編寫的歷史書籍。記載了自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本紀12卷、世家30卷、列傳70卷、表10卷、書8卷，共130篇(卷)，52萬6500餘字。該書原稿約在西漢末年消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記殘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國六朝抄本，目前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記是北京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宋版史記及日本藏南宋版史記。 《太史公書》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太史公書》同時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太史公書》最初無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記》、《太史公傳》、《太史記》、《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歷代對《史記》的評註主要有三家，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常與《史記》共同刊行。（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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